花釉瓷", 是河南地區唐代瓷器中的一個創新品種,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的高溫窯變釉瓷。花釉瓷,初名為“ 道玄瓷” ,又叫“ 拓釉花瓷” 、“ 花瓷” 、“ 魯山花釉” 。由於花釉瓷與宋代鈞瓷有著密切聯繫,故又被陶瓷史學界稱之謂“ 唐鈞” 。花釉瓷以其色彩絢麗、縱橫潑灑、天機超逸、奇妙無比而聞名於世,在“ 南青北白” 的瓷器格局中獨樹一幟,表現出大唐盛世的豪邁氣魄,與“ 秘色瓷” 、“ 唐三彩” 並稱為唐代三大名瓷。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在河南的郟縣黃道窯首先發現了唐代花釉瓷標本。此後,相繼在魯山段店窯、內鄉鄧州窯、禹縣下白峪窯以及山西交城窯、陝西黃堡窯等窯址發現了花釉瓷。根據所採集到的瓷器標本的研究分析,唐花釉因其釉色與造型的差異,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為黑色、黑褐色或黃色底釉上,飾以月白或灰白色斑塊,其造型多為罐、壺、瓶、盤和腰鼓等器型;另一類為黑色、月白色底釉上,飾以天藍色細條紋彩斑,器型僅有壺、罐兩種,這種裝飾技法的運用常見於郟縣黃道窯和內鄉鄧州窯。

 

花釉瓷器的出現是唐代北方陶瓷生產上的又一重大成就,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高溫窯變釉瓷,它以色彩絢麗富於變化而聞名於世,在我國陶瓷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與“唐三彩”並稱唐代兩大彩瓷成就,和“密色瓷”“唐三彩”共稱唐代三大名瓷。唐代花釉瓷的藝術特色是在黑釉、黃釉、天藍釉上飾以天藍或月白色的斑點。這種釉上彩斑點是用與底色不同的釉料隨意灑刷上的,在窯中高溫焙燒時,釉層和彩斑熔融流動,浸漫,形成二液分相釉層,有的作有規則的排列,有的紋樣不定形,燒成後自然流淌、變幻多端。由於大多裝飾在深色釉上,淺色的彩斑更顯得清新典雅、生動醒目。斑紋有的像幾片樹葉,有的像一塊潑墨,有的像幾朵白雲,有的像一簇浪花,奔放不羈,給人一種自然活潑、痛快淋漓的美感,與唐人追求浪漫雄偉的審美趣味正相適合。
花釉瓷器常見的器形有各種形式的大小罐、雙系壺、花口或葫蘆式瓶、三足盤、四足小盤、缽、腰鼓等,其中以壺、罐為多。罐類又多雙系,一般造型渾厚飽滿,配以大塊彩斑,氣勢莊重大方,具有典型的唐代風韻。
唐代花釉瓷器的燒製技術比較複雜,創造了二液分相釉的新技巧,在胚體上兩次施釉,不同的釉料在高溫下會有不同程度的膨脹,冷卻時也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收縮,因此,一種釉料覆蓋在另一種釉料上,必須要求兩種釉料保持一致的熱脹冷縮,才能達到完美的藝術效果。同時,在灑刷花斑釉時,還要注意到底釉的干濕度。花釉瓷器的燒製成功,說明唐代製瓷藝人已掌握了調配釉料和復雜的施釉技術,為黑釉瓷系的美化裝飾開闢了新境界,使黑釉系瓷器出現了絢麗斑斕的窯變效果,開創了馳名中外的鈞窯瓷窯變的先河,為宋代鈞瓷的出現及花釉製品的燒製,打下了良好的技術基礎。
郟縣黃道窯和魯山段店窯所燒製的花釉瓷,是唐代花釉瓷器裝飾藝術的典型代表。那種光怪陸離、氣韻天成的藍、白彩斑紋,凝重簡練的造型,既有北方特有的粗獷豪放,而又不失細膩的藝術風格。趙青雲、於德云二位先生在《鈞瓷之源-- 黃道窯》一文中這樣寫道:“ 唐代花釉,採用簡單的工藝處理,卻達到了給人以美感的藝術效果。更引人注目的是,郟縣黃道窯所燒製的黑釉藍斑器,在白釉上施青藍彩斑,有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其窯變工藝可能是在蘸釉以後,採用塗彩或點彩的方法,以加重色彩,經過窯變,使其形成塊狀的斑彩。這種塊斑,形狀各異,變化萬千,黑裡泛藍,或黑釉黃斑,恰似金光閃閃,獨具風姿。”

 

喬紅濤先生在其《唐代製瓷業的偉大成就:魯山花釉》一文中說:“ 魯山花釉瓷常見的形式一般是罐、執壺、雙系壺、花口盤或葫蘆瓶,還有三足盤、腰鼓等。傳世品以黑釉者居多,多飾以天藍或月白色斑點。黃褐釉者飾以月白或藍色斑點,但比較少見。一般罐、執壺多見,葫蘆瓶少見。現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唐魯山花釉拍鼓為國家一級文物,是國內唐代花釉的傑出代表。...... 唐花釉瓷器除了我國博物館有為數極少的藏品外,國外博物館收藏的也不多,是我國流失海外數量較少的瓷器品種。” 是寶先生在《唐代花釉瓷》裡,更有如下評說:“ 唐代花釉瓷,除了我國博物館有為數極少的藏品外,其他國家博物館都極少收藏到真正的該類瓷器,它是我國唯一一類流失海外最少的瓷器品種之一,比宋鈞瓷還要珍貴,堪稱世界級稀有瓷器珍品。

 

                                            唐黑釉藍斑                          雙系執壺

 

      壺撇口,短頸,橢圓形腹,平底,肩部一面為流,相對一面為雙帶形曲柄,另兩面各有一系。通體施黑色釉,裡滿釉,外部施釉不到底。烏黑的釉面上裝飾三塊藍白色斑塊,似色料自然流淌而成,妙趣天成。此壺造型為唐代典型器,其豐碩的壺體顯示出大唐盛世的風韻。釉面色調黑白分明,以大塊色斑點綴器物,質樸而凝重。此件花釉壺應為唐代河南魯山窯的產品,因為相同類型的瓷器殘片標本在魯山窯窯址中有發現。

 

從唐鈞瓷到宋鈞瓷的衍變過程,僅僅是一個施釉工藝從“點”到“罩”的變化,沒有大的改變,“繼承性”、“傳承性”都是很明顯的。所謂的“鈞瓷的多次掛釉、底刷醬色護胎汁等做法不見於唐代花釉瓷”的說法完全是從表面現象進行的主觀臆斷,是只觀其表未察其質的不嚴謹、不負責任的妄言。其次,從型製傳承上看,鈞瓷與其他類別瓷器、器物型製衍變相符,有著從唐代的大氣恢弘到宋代的小巧別緻的演變過程,也同樣反映出從唐到宋的製瓷工藝技術的進步。比如從唐代的平足到宋代的圈足,從唐代的粗重厚笨到宋代的輕薄秀美等等。至於胎質本身就不是繼承、傳承上的問題——不同地域、不同窯口、不同年代的瓷器胎質都有不同的特徵,就是同一個地區的兩個不同窯址出品的瓷器其胎質也是有很大區別的。再者,胎質只是在判別瓷器窯口時起到重要作用,而在判斷瓷器類別上並不是決定因素,判斷瓷器類別主要的還是看瓷器釉色和製作工藝。鈞瓷從唐到宋的工藝衍變過程,沒有特別大的改變,極其符合自然發展規律。可以想見,在唐代花瓷影響面擴大的時候,窯工追求唐代花瓷彩斑釉面美感的心理驅使下,把燒製花瓷工藝上的點拓花釉變為通體罩花釉,創燒出先施加褐色“護胎釉”再整體施加花釉的早期鈞瓷,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這種改變工藝而生產出的鈞瓷,正是從唐代底釉上麵點拓花釉的鈞瓷到元代胎體上面直接罩鈞釉的鈞瓷中間產品。這一時期的鈞瓷,釉色大多是在藍色基調上呈現乳白、灰黑等多種如行雲流水般的交融釉色,也就是絕大多數唐代花瓷的“點彩”釉色,這一時段鈞瓷的時間越靠前,釉質純淨度越低,造成的深淺交錯的天藍、灰白、乳白釉色越明顯,時間越靠後,釉色越純淨。到了元代,鈞瓷釉色基本上是比較純淨的單一顏色。在創燒這種早期鈞瓷之後的漫長時段中,窯工逐漸摸索出純淨釉料的獲取方法,成功燒造出純淨溫潤的天藍、月白等多種純色鈞瓷。這種比較純淨的鈞瓷釉色以元代鈞瓷為代表,其產生年代比多色交融的那種要晚許多。同時,窯工通過不斷總結分析偶然出現的紅色窯變釉的原因,逐漸能夠獲取相對純淨的以氧化銅為釉質呈色的窯變鈞瓷,從而創燒出純色的玫瑰紫、海棠紅鈞瓷,構成一代名瓷的一個完整體系。不過,這一時期的紅彩鈞瓷,紅彩斑分佈都是沒有任何規律可循的,特別是玫瑰紫、海棠紅的釉質呈色無一例外的都具有一種雲遮霧蓋的朦朧感覺,並且整體釉色不完全相同,與後來才逐漸出現的那種純紅一色,或彩斑規律分佈,或釉色分界線明顯的截然不同,尤其是與新仿的鈞瓷更有著天壤之別。另外,從不同時期鈞瓷施加的褐色護胎釉分析,越是接近從唐花瓷到宋鈞瓷轉變界點的瓷器底釉越是厚實。五代、宋初的早期鈞瓷施加比較厚的褐色護胎釉,到北宋中晚期施加薄薄的一層褐色護胎釉。到了元代,窯工已經完全意識到,很厚的鈞瓷釉質足可以遮蓋住胎體些許的旋痕及略微的胎體微粒凹凸痕跡,加之“元代鈞窯瓷製作較粗,造型笨重,底足修整不精細”的粗率製瓷風格,因此改變製瓷工藝,不再施加褐色護胎釉,直接在胎體上施加鈞釉,燒製出具有元代特殊風格的元鈞瓷。元代鈞瓷工藝的改變,使元代鈞瓷和宋代鈞瓷之間產生一條十分明顯的“分水嶺”,也成為區分元鈞瓷與宋鈞瓷的主要特徵。在研究鈞瓷從唐到元的發展過程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元代匠人在摸索出獲取較純淨銅紅釉料後,模仿唐花瓷點拓釉工藝,在整體施加鈞釉的釉面上再人工拓點含銅釉料,燒製出紅與藍、灰藍、月白等顏色分界線分明的彩鈞瓷,使鈞瓷出現了製瓷工藝的“返祖”現象。這種製瓷工藝正是唐代花瓷工藝的翻版,只是兩個時代所施加的底釉和點拓的“花釉”不一致,但工藝流程同出一轍。元代這種製瓷工藝的“返祖”現像也同時說明,製瓷匠人摸索規律能夠獲取純紅色釉料,進而人為製作純紅釉彩鈞瓷的時間上限不會超過元代。也就是說那種刻意燒造的純紅一色的玫瑰紫、海棠紅鈞瓷,以及那種內藍外紫的所謂“官鈞瓷”都應該是元代以後的產品,元代以前的紅彩鈞瓷只能是那種偶然出現的紅色漫渙、不規則的真正窯變彩鈞瓷。事實上,元代匠人摸索出獲取較純淨銅紅釉,創燒出紅與藍、灰藍、月白等顏色分界線分明的點拓釉彩鈞瓷,為元代及明、清燒製的純紅釉瓷器奠定了堅實基礎。

 

綜上所述,鈞瓷的鼻祖是唐代花瓷,存世的魯山窯產品及段店窯、下白峪窯、黃道窯發現的唐代花釉瓷是“宋鈞”的源頭,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唐代花瓷從“地釉”分大致有四種:黑釉、褐釉、黃釉和茶葉末釉。從彩斑分則有藍斑、月白斑、乳白斑及褐斑四種。大多以深色地釉襯托淺色彩斑,少數則以淺色地釉映襯深色斑。斑紋多夾雜其它顏色,或斑駁陸離,或流動飄逸,給人一種神秘莫測而又自然天成的美感。至於唐代花瓷最晚開始於唐代那個時段,也就是唐代花瓷出現的時間下限,這在考古界以及學界早有定論:1988年5月,在禹州市淺井鄉橫山村,唐代陽翟鎮遏兵馬使郭超岸的墓中出土了彩斑釉色揮灑淋漓的雙系罐3件,造型古樸高雅,分別定為一級和二級文物。據該墓出土的墓誌記載,郭超岩死於唐元和二年(807年),葬於唐元和五年(810年)。這次考古證實了禹州生產唐代花瓷的時間下限是唐元和五年的唐代中晚期。文獻方面記載的唐代花瓷,目前最早的見南卓《羯鼓錄》內“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魯山花瓷”。《羯鼓錄》前錄成書於唐太宗二年(628年),後錄成書於唐太宗四年(630年),這時花瓷工藝技術已相當成熟。因此,按照古代生產力水平和技術發展速度推斷,唐代花瓷的始燒時間最晚也應在唐代中早期,甚至更早時段。究竟唐花瓷這個生產時間下限能否前移,還有待於考古方面的新發現。

  鈞瓷始於唐,初名道玄瓷,後名 “ 花釉瓷 ” ,又名拓釉花瓷和花瓷。  這種花瓷由於在黑釉、褐釉,施以呈色不同的釉料,經高溫燒製而泛現出灰藍、乳白色的大塊彩班,或藍、白、綠、灰相間的流紋,形態各異變化萬千,突破了唐代以前單色釉一統的局面。  唐代 “ 花釉瓷 ” 和宋代 “ 鈞瓷 ” 有相似之處,據唐人南卓《羯鼓錄》記載 “ 該瓷產於河南魯山 ” ,經故宮博物院1977年三次派員赴河南調查,在魯山段店和禹縣的上白峪發現了唐代窯址。 因禹縣是宋代 “ 鈞窯 ” 的故鄉,與唐代 “ 花釉瓷 ” 有著密切的聯繫,後被陶瓷史學界稱之謂 “ 唐鈞 ” 瓷。  它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高溫窯變釉瓷,它以色彩絢麗富於變化而聞名於世,在我國陶瓷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與 “ 唐三彩 ” 並稱唐代兩大彩瓷成就,與 “ 密色瓷 ”“ 唐三彩 ” 共稱唐代三大名瓷,存世量比宋代五大名窯還要稀少。

     根據《中國陶瓷史》記載: “ 花釉瓷……利用釉的流動,使它出現像窯變一樣引人入勝的藝術魅力;淋漓酣暢,大膽潑辣,似有意似無意,似有表似無形,妙趣橫生,為後來的鈞釉彩斑開啟了先聲。 ” 趙青雲、許天申在《鈞瓷的興起及其工藝持片》一文中也說: “ 唐代花瓷出現,為宋鈞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鈞瓷在北宋成為五大名窯之一是與唐鈞的引導作用密不可分的。 ” 從上述可知,唐代花瓷與宋代鈞窯有淵源關係,是鈞窯的前身。 鈞瓷始於唐,已得到陶瓷史學界的公認,並載入史冊。 “ 唐鈞 ” 瓷產於禹州市神垕鎮,因禹州建有夏朝舉行開國大典的鈞台而得名。 自唐宋歷代皇室都把鈞瓷列為皇家貢品,並御封為 “ 神鈞寶瓷 ” 、 “ 奇珍異寶 ” 、 “ 精妙絕品 ” ,一直為皇家御用珍品,直到宋代末期才傳入民間,發展成宋代五大名窯之一。  但是,從近幾年公開的報導、資料顯示, “ 唐鈞 ” 瓷器,大多為腰鼓、罐、缸、水注類,都是一般民用日常用具,很難與皇室御用精品聯繫在一起。  因此, “ 皇室專用唐鈞 ” 只是傳說而已。

 

    在鈞瓷創燒之前,一直是南青北白的瓷業現狀,南方以越窯的秘色瓷千峰翠色著稱,北方以邢窯的似冰類銀著稱,一直是素裹淡妝。  到了唐代,因有了唐三彩的絢麗色彩的啟示,瓷業界人士一直試圖有所突破,最終有了黑底潑斑的黑唐鈞瓷誕生。

 

     民間有一種傳說: “ 唐鈞 ” 瓷的出現把一位鈞瓷藝人橫空出世密切聯繫在了一起,那就是給繪畫奠定基石的巨擎人物 —— 一代畫聖吳道子。  唐開元年間,神垕一帶出了個大名人畫聖吳道子,據說鈞瓷就是由他幫助神垕藝人創燒成功的。  為了紀念他的功勞,當時的人們便把它命名為 “ 道玄瓷 ” 。  (詳見王錫玉、耿花玲編著的《神州之寶 —— 中國鈞瓷》)畫聖吳道子,唐玄宗賜名 “ 道玄 ” 。  他辭官退隱回故鄉神垕後,受唐三彩多彩釉和邛窯窯變釉的啟發,幫助神垕民間藝人創制了彩釉配料,並創燒成功一種釉色絕妙、自然天成、玉潤生輝、巧奪天工的高溫寶瓷。  正是基於吳道子的神來之巧,一種別具風格的高溫窯變、自然天成的顏色瓷終於誕生了,從此改寫了青白瓷一統天下的局面。  當時民間人們為紀念吳道子,故以其號 “ 道玄 ” 而稱為 “ 道玄瓷 ” 。  真正將鈞窯定名的當是唐玄宗李隆基,他看到道玄瓷的釉色鮮豔奪目,圖案千變萬化,讚譽曰: “ 君子之瓷,瓷中君子,惟我獨尊,王者風範 ” 。  並改名為 “ 君王之瓷 ” ,簡稱 “ 君瓷 ” ,定為宮廷御用珍品,嚴禁民間擁有。 他利用自己豐富的宮廷經驗、結合道玄瓷的特定審美體驗,效仿唐太宗的三鏡為鑑的典例,御封了 “ 精警驚尊 ” 四大特徵,昭誥王孫、藉此謹行,誥封為 “ 君王之瓷 ” 。 (詳見溫劍博《鈞瓷的理念》、《惚兮恍矣,其中有像 —— 鈞瓷審美二論》)並立令 “ 鈞不隨葬 ” ,以示 “ 美妙神絕 ” 。 故唐代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沒有鈞瓷踪影,這也是傳世品稀少的原因。  據說唐玄宗李隆基御覽了神鈞寶瓷後,親書立令 “ 鈞不隨葬 ” ,不能像唐三彩一樣作冥品,此說雖然離奇,但從現在出土的大量文物中的確還沒有一件殉葬品, “ 鈞不隨葬 ” 是不是唐玄宗所立,暫歇不談,但鈞瓷的地位到宋徽宗時,已經不是普通地御用品和一般的文化藝術品了。 它被賦予了 “ 王室 ” 的尊貴、 “ 儒家 ” 的治世、 “ 佛家 ” 的大氣、 “ 道家 ” 的通玄。 時有 “ 儒門釋戶道相能,三教從來一祖風 ” 之說,一祖便是最高統治者皇帝的祖宗。  在宋理學思想的支持下,最高的王室權力像徵 —— 鈞瓷,便自然而然地雄踞朝廷,不能入土隨葬,自取滅亡了。

 

    “ 唐鈞 ” 瓷世界著名的博物館雖有收藏,但為數寥寥無幾。  流傳民間的更是鳳毛麟角,極為難得,歷朝歷代身受藏家的追寵。  雖然在 “ 唐鈞 ” 瓷誕生以前就出現了邛窯窯變釉和三彩多彩釉,後來各窯口還出現藍彩窯變釉。  但是,它們的視覺效果都不理想,都不能稱為高溫窯變瓷釉。  邛窯窯變釉雖燒造溫度較高,但窯變技術和藝術效果還不能同 “ 唐鈞 ” 瓷相提並論。  到了宋代,鈞窯瓷得到了蓬勃發展,製作數量上也略有增加,已經發展成為宋代五大名瓷之一,正如歷代藏家流傳的順口溜 “ 家有錢財萬貫,不如鈞瓷一片 ” , “ 家有萬金,難買唐鈞 ” ,可見它的珍貴。  因有 “ 唐鈞 ” 瓷不入葬的習俗,歷代藏家將其稱為 “ 聖陽之瓷 ”“ 聖潔之瓷 ”“ 辟邪聖瓷 ” ,所傳世品級少。  由於 “ 唐鈞 ” 瓷的出現,預示著唐代瓷業發展到了頂峰,為後來宋代高溫陶瓷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也正因為唐代出現真正的鈞瓷,才為酷愛瓷器的後周柴世宗提供了作品的理想、慾望 —— 即 “ 雨過天晴雲破處,諸般顏色作將來 ” ,成就了柴鈞一家窯的可能;也因此宋代鈞官窯卓立汝定官哥之前。  這一理論的成立與否,尚需考古學家進一步論證。

 

    “ 唐鈞 ” 釉色獨特,以釉致勝,釉色主要以黑色、褐色、黃色為主。  由於在黑釉、褐釉、茶葉末釉上,施以呈色不同的大塊彩斑,經高溫燒製而泛現出灰藍、乳白色的大塊彩斑或藍、白、綠、灰相間的流紋,瀟灑自然,瑩潤典雅,形態各異,變化萬千,這與宋代鈞釉有相似之處,因此,陶瓷專家、古玩界稱之謂 “ 唐鈞 ” 。 根據《中國陶瓷史》記載: “ 花釉瓷……利用釉的自然流動使其出現像窯變一樣引人入勝的藝術魅力;淋漓酣暢,大膽潑辣,似有意,也似無意,似有形,也似無形,妙趣橫生,變幻莫測,開啟了後來鈞釉彩斑的先聲 ” 。“ 唐鈞 ” 的造型豐滿,古樸高雅,體現了唐朝的時代特徵,其作品主要包括雙系罐、執壺、注子等,器物有罐、壺、盆、盤、碗、缽等。  建國後,禹州市文物管理所,在市區內徵集收藏較完整的唐代花瓷10餘件,其中定為國家三級以上文物的8件。  70年代在萇莊鄉龍福寺和火龍鄉瓦店村出土的兩件唐花瓷注子,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魯山文化館、郟縣文化館也收藏做少量較完整的器物。  再加之國外藏館和民間藏家手裡的藏品,現世的數量不到30件,而完整器也只不過10幾件而已,因此 “ 唐鈞 ” 是非常珍貴的品種。

 

 1977年冬,在神垕鈞窯集中產區下白峪村的趙家發現的唐代花瓷古窯遺址。該窯場面積約3000平方米,窯區內有很多花瓷器殘片、窯具、爐灰等。 窑炉上部已坍塌,只有半个窑底,是在平地上深挖的土质窑。 窯爐上部已坍塌,只有半個窯底,是在平地上深挖的土質窯。  靠近窯爐旁泥池內的泥料為淺黃色,主要有拍鼓及各種罐、盤、碗、缽等,胎骨較厚。  碗、缽、罐均為平底。  釉色以黑、褐居多,也有少數黃色釉。 由於受窯溫的影響,彩斑多不規則,有的穩定,有的從器物口部流淌到足部。  斑塊有月白色、灰白色、藍色,瀟灑自然,有煙雲變化之美感。  也有的藍白相間,瑩潤典雅,耐人尋味。  在堆積層內,發現有窯具、瓷器殘片和木炭灰,沒有煤碴,也沒有匣缽,系用木柴燒製。 此后不久河南禹县……在小白峪(实为下白峪)也发现了1处唐代瓷窑遗址。 此後不久河南禹縣……在小白峪(實為下白峪)也發現了1處唐代瓷窯遺址。 在採集的標本中,也有不少腰鼓殘片,釉色班點、形質與魯山段店窯的基本一致。  由此得知河南唐代燒腰鼓的除魯山窯外,還有禹縣小白峪窯……提示了鈞窯早期歷史與唐代花瓷有關。    

 

 唐代是中國瓷器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期,瓷器生產規模擴大,一些新的技術和風格開始萌發。  花釉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發展起來的。  在此之前,花釉瓷基本上是一件作品一種釉色,而唐代燒製的花釉,已經出現了兩種以上的釉色。  這種釉色的形成,在技術上分為高溫和低溫兩類。 高溫花釉,是在1200度左右的窯內燒成,器身上的釉色是窯變形成的,所以高溫花釉也叫窯變花釉。          (編輯: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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